今天仍有民间科研者支持文字拼音化
77岁的老人宾德斋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他做了一辈子的病理学教师，现在在成都大学医护学院里安度晚年。而余生最让宾德斋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创的《宾氏字典》何时能够出版。
他的字典里这样设计：“bag八，bav把，baz吧”，“aoa遨，aoe敖，aoi嶅。宾德斋说，他第一次设计了几百个拼音字，同音字太多。第二次设计了几千个，还是解决不了同音字问题。最后扩展到一万多拼音字，“这才解决了同音字问题，可供中文使用了。”
在给很多出版社的信里他这样写道：“预言：本字典出版后，五十年左右文字拼音化。”“欢迎写《序言》，帮助出版本字典。将此字典献给人民！”宾德斋告诉记者，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这个字典，但给很多出版社寄书稿都被退回来了。
“是‘文化大革命’让拼音化这个事情停顿下来的。”宾德斋说，毛主席在1956年就提出文字要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宾德斋认为，拼音字“好学、好记、好用”，汉字是最难学的字，拼音字可以让更多的人很快学会汉语。
宾德斋在一个叫做“汉语拼音化”的论坛里找到了自己的同道者。这里有20多个来自天津、哈尔滨、山西等全国各地倡导汉字拼音化的民间爱好者，身份从农民、工人、工程师到教师五花八门。和50年前是很多主流学者发出权威声音不同，这群爱好者几乎都是非专业人士，甚至学历不高。其中不止一个人推出了自己的拼音化方案或字典。
生于1951年的成云龙自创了《汉语拼音文字》，他对别人介绍说：“我们现在学汉字基本需要整整十年的时间。而小学的汉语拼音课程只有40多个小时，我做的这个方案也只需要60个小时，加起来10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学会一套文字。我们需要把时间节省下来。”
1995年，成云龙拿着自己的初步方案去北京找周有光。可是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他去见周老，原因是老人年纪大了。这一次他才知道文字改革委员会早在80年代就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化也已经搁置了。但和其他的民间倡导者一样，成云龙坚持到了现在，一直在向各个出版社推自己的拼音字方案。他始终认为，拼音化最终是要实现的。
宾德斋、成云龙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做法跟一百年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想法不谋而合。这当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而这个近百年的“汉字拉丁化”浪潮历经无数次的争论和起伏，今天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或许有些残酷，但目前宾德斋们只是那个巨浪过后剩下的余波李敏生说,汉字拉丁化的思潮由来已久。毛泽东等人也是受到五四以来文字改革思潮的影响。早在1935年,共产党就使用瞿秋白等人在苏联制订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扫除文盲,取得成功。一个十八岁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叫周子桂,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个月中就能看书写信,证明了拼音文字容易学会容易应用。
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4年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就是研究拼音文字；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
1955年至1957年间,文改会收到来自民间的汉语拼音方案达到1600多个。包括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图案式、数字形式等等。最后还是拉丁字母的方案占了上风。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拉丁字母是现代多数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为我国知识界已经熟悉。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中小学校立即开始教学。73岁的苏培成当时正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42年他在天津上小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民国以来的注音符号,ㄅ、ㄆ、ㄇ、ㄈ那一套,实际上就是汉语拼音,不过采用了民族形式的字母。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种决定都十分支持。”苏培成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后不久,他就和班上的同学很积极地去夜校给北大职工和附近农民讲授汉语拼音方案。先教《字母表》,再教《声母表》。之后他就研究了一辈子的现代汉语和拼音,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1959年河北的成云龙刚开始上小学,这时拼音方案才公布一年。“阿伯册德”,老师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成云龙学得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读初二的他中止了学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张家口的水电安装部门成为了一个电工。他回忆那个年代说:“在那个时候,认识字的人特别的少,比如父亲寄家书回来,根本没有人能看懂,还得请人去给大家读出来,汉字实在是太难学了。”成云龙因此对拼音充满了感情。
山西的侯良封是另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如果不是有拼音,至今他还会大字不识。然而他现在不仅识字,还会上网,在汉字拼音化论坛里发表很多观点和文章。他对拼音同样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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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2008 2 3 作者：田志凌 实习生 崔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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